北宋初，除皇甫谧的《黄帝针灸甲乙经》一书外，还有《黄帝明堂偃侧人形图》等一类针灸明堂书流传于世。但是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其中图形描绘及文字叙述都有不少的错误和欠确之处存在。为了改变上述在针灸学上之混乱状况，皇帝诏“命百工以修政令，敕太医以谨方技”，要求首先纠正针灸书中之舛（chuǎn）谬，以便针灸医家有所遵循。

王惟一像

王惟一（约987-1067），又名惟德，宋代著名针灸学家，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、殿中省尚药奉御等医药要职。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、技术、明堂图经等有着深入的研究。奉诏后，他通过对人体解剖、腧穴位置、经络走行、针灸主治等方面竭心精意地深入的考察，系统总结了历代医学家对针灸穴位、主治等反复实践的丰富经验，删节迷信之说，增加古今治验，撰成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3卷。宋仁宗看后认为“经书训诂虽精，而学者执之多失”，指出“传心岂如会目，著辞不若案行”，于是“复令创铸铜人为式，内分脏腑，旁注溪谷，井荥所会，孔穴所安，窍而达中，刻题于侧，使观者烂然而有第，疑者涣然而冰释”。王惟一又设计铸造针灸铜人两具，大小与人体相当，于公元1027年铸成，由翰林医官院上于宋仁宗，一置翰林医官院，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中。

铜人腧穴图（明•万历）

王惟一铸造的铜人是我国在普及和推广针灸医学，并使之经络穴位规范化方面最早的针灸铜人。根据文献记载，该铜人体同成年男性，躯体外壳可以拆卸，胸腹腔能够打开，腔内五脏六腑可见，而且位置、形态、大小比例也比较正，体表则精刻人体14条经络循行路线，各条经络之穴位悉备，并各注明穴位名称，尺寸比例正确，各与体腔相通。

针灸铜人是我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而且是最珍贵的教学模型。根据文献记载：考试医学生时，体表涂腊，使穴位、经络被覆盖之后，诸孔穴也因此而被黄腊所堵塞，再向体腔内注入水银（一说注入水），令被试者针刺，若取穴刺之有误，则针不能入；如果取穴正确无误，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，水或水银即可从拔针后之针眼中射出。自此，大大方便了针灸教学，从而对统一穴位和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针灸铜人（清•乾隆）

随后，元代至元年间（1264-1294），宋针灸铜人被移至北京。公元1265年，曾请尼伯尔匠人阿尼哥对针灸铜人进行修整。明代正统八年（1443），明英宗朱祁镇见铜人之孔穴经络已昏暗难辨，曾组织金工范铜仿作。从此之后，就难以寻找宋代针灸铜人踪影的文献记录了。本世纪70年代，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医学院，曾考证历史资料，用电解铜复原宋针灸铜人，现收藏该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。

国礼版针灸铜人原模等比缩小

王惟一《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书成后，即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，由政府颁赐于各州。除铸造铜人外，还将《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的经络腧穴图刻于石碑，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，如此既可作为法定标准，学习之教具，而且可以避免传抄之误。本世纪60年代，北京出土的针灸腧穴经络图残碑，很似宋代石刻，或为元代与铜人同时运至北京。